邵醉翁，镇海县庄市朱家桥老邵人。其父邵玉轩，早年在上海经营锦泰昌颜料行。醉翁生于1896年，原名同章，字仁杰，号醉翁，在他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后，以号行。

    1914年，邵醉翁在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执业律师。嗣后，先后与人在上海、天津、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合股开办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商号，还与朱葆三、张小松、倪幼丹、卢子嘉等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并被推为经理。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感到商业活动中，有的不讲诚信，甚至尔虞我诈。认为要感化人心，移风易俗，舞台剧（当时称文明戏）投资不多，通俗易懂，倒可试试。

    1922年初，邵醉翁在上海与人合作，经营笑舞台，由张石川任顾问，（张，镇海县霞浦人，后为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人），张才巨川为前台经理，郑正秋（我国著名戏剧活动家）为后台经理，从事文明戏演出。不久，张石川兄弟，郑正秋等，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样，笑舞台失去了两个骨干台柱，邵醉翁对搞文明戏又产生了动摇。相反，1923年底，张石川，郑正秋等，以8个月时间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观众拥跃，票房收入甚丰。这对邵醉翁是一个有力的吸引，于是决心投身电影事业。

    1925年6月，邵醉公司以原来笑舞台文明戏赏为班底，投资1万银元，在闸北横浜桥，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他二弟邵村人（仁棣）任会计，三弟邵仁枚任发行，五弟邵逸夫（仁楞）任外埠发行，任南洋建立发行网。

    天一公司成立后，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接下去是《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三部片子都是邵醉翁自己导演，使他赚了不少钱。

    由于拍电影能赚钱，一时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上海一地多达40余家。片子内容大都雷同，很快失去市场。邵醉翁另辟蹊征，专拍以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为兰本的古装本。如《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等。故事内容观众比较熟悉，因此很受欢迎，特别是在南洋一带。于是邵醉翁便把发行重点放到南洋，并与南洋制版商开设的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把“天一”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拍摄了《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等近10部这类影片。在这期间，邵醉翁还以元元公司，元生公司名义，独资拍摄了《宏碧缘》、（连续4集）、《滑稽空城计》、《裁缝店》以及《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七侠五义》等连续集。

    1928年秋，“天一”与“青年”合作终止，邵醉翁又恢复了天一公司原名。这时的天一，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邵氏兄弟经过商量决定在南洋各地建立放映网点，开设电影院，并在新加坡建立邵氏电影机构，由邵仁枚和邵逸夫负责；同时在上海继续拍摄武打神怪片，抓经济效益。如《火烧百花台》、《唐皇游地府》、《乾隆游江南》等。邵醉翁在拍片中运用电影特技，剧中人物能腾云驾雾，御风而行，再加刀光剑影，飞檐走壁，观众惊奇之余，成为闲谈中热门话题，提高了片子卖产率。

    有声电影是1926年在美国试制成功，当年8月6日开始公映。当年就传到我国，12月16晶在上海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试映有声短片。1928年11月，上海青年会装有一台特福莱有声机，只是在片中插入几段歌曲。1929年，美国有声影片大星进入中国，垄断了整个上海电影市场，各家首轮影院纷纷改换设备，放映有声影片。形势逼人，上海各影片公司面临挑战。邵氏兄弟分析形势，认为市面上尚有不少默片影院，默片仍有一定市场，但非长远之计，必须跟上时代潮流，才能与洋商抗衡，因此，邵醉翁积极筹备有声影片的试拍工作。

    当时有声影片有蜡盘配音与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制作简单，成本低，但质量差，往往影声不能同步。后者制作复杂，成本高，而且美国西电公司和亚尔西爱公司拥有专利权，他们规定要拍有声片要签订合同，除了摄制费外，发行时还要提取版权费，放映电影院的发音装置，也得由其承装包办。

    1930年，天一公司开始蜡盘发声的短片《钟声》试制。不料，中途摄影棚失火，影片烧毁。邵醉翁并不灰心，决定：一，选址法租界甘世东路（今嘉善路），重建摄影棚。二，不惜重舍，从美国聘请了摄音师凯恩，录音师白立登、克林等人来华，并租借了这些美国人的有声器材。在苛刻条件下，拍摄了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为了加强号召力，还罗致了别家影片厂的著名女演员来客串演出。1931年10月10晶，天一公司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在上海“光陵”、“南京”两家电影院首映。因是国产第一部片上发声影片，曾轰动一时。此后，在国骨和南洋各地映出，都很卖座，邵醉翁各利双收。但天一公司在这几个美国人身上，确也花了不少钱。次年，天一公司的技术人员邵维鹤（邵醉翁的儿子）等人，掌握了有声片制作技术后，邵醉翁便把这几个外国人都辞退了。

    当天一拍《歌场春色》时，明星影片公司也于1931年6月，派洪深去美国聘用美国技师，洽购有声器材。8月，洪深回国时，带来美国制片人茄逊，摄影师司密斯，助于威廉逊和其他人员一共15人，拍摄片上发声《旧时京华》，到1932年1月底完成。原来计划春节时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映，不断一二八战事发生，票房收入受到不少影响。

    一二八战事发生，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广大爱国同胞抗日情绪高涨，纷纷向电影工作者提出摄制进步电影的要求。邵醉翁很快拍摄了《上海浩劫记》等宣传抗日的有声纪录片，此片很快在国内和南洋上映，得到广大观众和舆论的肯定。同时，天一公司还吸收了汤晓丹、沈西苓、司徒慧敏（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中央影局技术处长），田方（建国后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请他们分别担任编剧、导演、演员、美工、录音等工作。在当时左翼电影运动开展情况下，邵醉翁当年拍摄的9部影片中，有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芸兰姑娘》，根据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改编的，在一定适度上针对部分城市妇女爱慕虚荣的《一夜豪华》，宣传抗日的《东北二女子》等。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厂发出了禁拍抗日片的通知。天一的纪录片《上海浩劫记》和故事片《东北二女子》被禁映。

    1933年初，天一公司除原有的摄片部外，又增加了代摄部、播音部、机器部、唱片部和印刷部。这一年，天一公司共拍了10部片子，为适应尚未改装的无声电影院放映需要，拍了4部无声片。6部为有声片。其中肯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挣扎》，深受左翼电影评论界的赞扬，但也引起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满，被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在租界上映。当年，天一公司还为百代公司拍摄了由谭富英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替香港公司拍摄了有声故事片《白金龙》。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为配合第五次反共围剿，加紧了对电影的检查，他们任意剪删进步电影，或将片子扣压，迟迟不得上映。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兰衣社派出三十余名打手，捣毁了田汉任编导的艺华影片公司，并对各影片公司和电影院进行威吓。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电影界；邵醉翁只好重走老路，拍社会言情片。

    1934年天一公司共拍摄了18部片子，多半是鸳鸯蝴蝶派题材，比较有影响的是根据叶浅予同名连环画改编的《王先生》，另一部是《诲葬》，该片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穷苦涣民的悲惨苦难生活。

    经过邵仁枚、邵逸夫在南洋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他们在当地己有一定的经营基础。于是就在1934年夏，邵醉翁把上海的一部份资料运到了香港，在九龙清水湾设立香港分厂，专摄奥语片。于1935年开始，相继推出《泣荆花》、《哥哥我爱你》、《乡下佬游埠》、《梁山伯祝英台》、《火烧阿房宫》等10余部片子。当时，奥语片除港澳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南北美洲，都有大量华侨观众，因此业务发展很快。相反，自1935年后，天一在上海的制片活动逐渐下降，1937年上半年，勉强完成《王先生奇侠传》等7部影片后，八一三，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邵醉翁把天一公司的资金器材，全部迁往香港。不久，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以拍奥语片为主，其中宣传抗日的有《回祖国去》和《女战士》两部影片，一部以揭露汉奸丑恶面目的《国难财主》。

    1938年，邵醉翁和他的弟弟们创建的南洋影片公司，和在新加坡的邵氏机构，己拥有设在香港九龙清水湾制片厂的4座摄影棚，和设在香港以及东南亚的79家电影院。后又在新加坡建立摄影棚，可以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同时拍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邵氏兄弟电影事业陷入困境。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邵氏兄弟重振雄风。邵醉翁因家着住在上海，经常往返港、沪两地，此时他己年过半百，留港时间逐渐减少；事业大权也就逐步移交邵仁枚，邵逸夫。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就长住上海了。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1975年病故，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