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央档案馆藏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在会议召开期间，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
于是，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干部掀起了读书的热潮，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从1959年12月10日起，到1960年2月9日结束，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历时两个月。
关于毛泽东这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具体情况，邓力群回忆道：“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6时读至10时，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时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本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二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毛泽东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三是毛泽东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时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后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资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酷爱读书。1939年他46岁的时候曾说过：“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是按阴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计算的）。”毛泽东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直到1976年病危的时候，他也没有中止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8月2日 总第3407期 第一版
